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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炳元调至农机院新成立的系列化研究组任组长

发布时间:2018-12-02 发布者:admin 所属类别:资讯中心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机经网发布时间:2011-06-30 09:37:58 来源:慧聪网农机

  为了迎接记者的到来,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冯炳元先生已准备多日。

  “年纪大啦,过去的事儿都记不清了,绝大部分关于工作的材料也已毁了。这几天我把自己那些仅存的老黄历翻了出来,仔细核对了一遍,总不能把错误的事情告诉你们。”冯炳元的开场白,瞬间给记者留下了谨慎、细致、一丝不苟的印象。而书房阳台上那一摞摞被码得整整齐齐的资料,更是印证了老人所言不虚。

  因为准备充分,冯炳元的叙述非常翔实,内容丰富,信息量很大。其中,组织开展农机系列化、农机化区划和机具系统研究的几段经历,尤为激动人心。

  冯炳元1932年出生于上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在一家德国洋行里做账房先生,收入稳定。“我父亲为人忠厚老实,他的同事曾经不无抱怨地说,‘你这样死板,连累我们都没法捞外快’。”回忆起至亲,冯炳元嘴角浮起笑容。宽裕的家境,让冯炳元从小就不愁衣食,过着安定舒适的生活,“上大学之前从来没到农田里去过,根本就是一个五谷不分的人。”

  美中不足的是,冯炳元自小体弱,小学五年级就曾因为肺病而休学,好在脑子聪明,病愈后跳级升学,课程才没有耽误。上中学后,冯炳元成绩依然优异,始终保持在全年级第二名,况且冯炳元就读的敬业中学还是上海市数得上的老牌名校。这样的成绩,上清华、北大、复旦和交大,几无悬念。可是冯炳元却做出了一个让人大吃一惊的决定——报考了寂寂无名的沈阳农学院。

  有两方面的原因促使冯炳元做出选择。一方面是受到哥哥姐姐的影响,“我的姐姐在中学念书时就积极参加,怕连累家人便隐瞒真相,回来的时候已经在为新四军做事了。大哥大嫂在在上世纪30年代就参加了革命。他们都鼓励我到外面闯闯。”另一方面,是羸弱的身体,使得冯炳元迫切希望到上海之外的世界,去感受田园的清新。巧的是,冯炳元在这个时候看到了一部介绍苏联园艺学家米丘林的电影,片中有一个镜头是拖拉机在果园里作业,但见田间阳光充沛,枝头硕果累累,拖拉机昂首阔步、往来纵横,“我一看,就觉得这环境太适合我了!有美好的田园,有现代化的机器,当即决定要学农业机械。”冯炳元告诉记者,当时这个专业只知道沈阳农学院有,隶属于农业工程系,“我的同学都觉得诧异,成绩这么优秀,竟然报考了这样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父亲也担心体弱多病的幼子扛不住东北的严寒。可是冯炳元决心已定,善意的劝阻无法浇灭他对理想的憧憬。

  就这样,冯炳元来到了沈阳。入学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沈阳农学院迁至哈尔滨与哈尔滨农学院合并,并改称东北农学院,沈阳农学院农业工程系农机专业也并入东北农学院农业机械化系。学校的条件很艰苦,“我们睡在大礼堂的地下室里,100多号人挤在几个大通铺上。冬天就吃大白菜,偶尔吃一顿饺子那简直就是过年,为了可以多吃点,学生还一边吃一边蹦蹦跳跳。”

  更具挑战性的还是实习,有时候实习要到修理厂去,那儿到处都是油,人在里头待上半天就变成了油耗子。有时候实习是在农场,寒冬腊月的住在透风的帐篷里,地上铺块木板,虽然也生了炉子,但早上起来被子上还是结了一层白霜。对冯炳元来说,这还不算什么,最恐怖的是跳蚤,“我有皮肤过敏症,到农村被跳蚤一咬,全身起红块,难受得厉害。”

  困苦当前,过惯了舒坦日子的冯炳元是否想过打退堂鼓?“实事求是地说,动摇的念头是有过的。最初离开上海远赴东北求学,怀着满腔热情,但是在火车上就开始发烧,当时思想上就有了一番斗争。到东北后,更是没少生病,期间甚至因病休过学,不过我这人有一特点,既然走了这条道,就一定要走到底!何况我1949年就入了团,1953年加入中国,还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打退堂鼓?”

  功课上冯炳元倒是顺风顺水,“大家都说我是学习上的尖子,每到考试,其他同学紧张得不得了,我照样滑冰、玩耍,成绩还名列前茅。”也正因为此,在毕业时经学校推荐,他获得了公派留学苏联的资格。1955年,冯炳元来到首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一年,次年前往苏联,在乌克兰农学院农机化系主攻农机运用,1960年,冯炳元顺利获得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

  至此,冯炳元的求学生涯便告一段落,一条更加漫长而艰辛的征程正在前方等待着他。

  按照组织的安排,从苏联归国的冯炳元被分配到了原八机部农机研究院研究室工作,任试验鉴定组组长。对于在试验鉴定组度过的日子,冯炳元认为不可或缺,“上大学时,我学的是农业机械化而不是农业机械;在苏联,我所学的农机运用偏重于管理,而且接触的也多为外国机械,因此对于国内的农业机械并不了解。这段工作经历,让我有机会接触各类农机具并熟悉它们,补上了我的一块短板。”

  1962年,冯炳元调至农机院新成立的系列化研究组任组长。这是一个近30人的大组,规模相当于如今的研究室,足见领导对冯炳元的器重。上任伊始,冯炳元就遇到了一个难题:什么是农机系列化?“最初对系列化的理解不够准确,以为把几台机器组合到一块儿就叫系列化。实际上,农机具的系列化是和标准化、通用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保证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便于供应配件和维修的重要措施。”

  在明确了农机系列化的概念和内涵后,冯炳元随即又想到:在中国开展农机系列化的探索,绝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必须因地制宜,与中国的国情、农情结合起来,与自然环境结合起来,与农艺结合起来,与各地的经济状况结合起来,“太先进的不行,太贵的不行,不适用的不行。”这时候,从苏联学来的知识就派上了用场,“在苏联做研究生的时候,导师就要求我们对特定地区的自然、经济、农业等各方面的条件进行调查测定,继而分析如何进行机具选型,如何测算机具的需求量。所以,在国内遇到类似情况应该如何操作,我还是有章可循的。”冯炳元说道。

  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都已敲定,冯炳元便带着农机院的10多位科研人员出发了,来到黑龙江省海伦县蹲点调查,这一去就是8个月。8个月里,他们会同黑龙江省农机研究所和海伦县农机试验鉴定站的同志,深入农场和公社,对黑龙江省的农业机械化情况以及海伦县大豆、玉米、高粱、水稻等主要作物的农艺生产过程和技术要求进行调查研究,组织开展机具适应性和技术经济分析,期间还做了大量的田间测定。

  8个月的工作也印证了出发前冯炳元的设想,“东北的农业生产条件和苏联有点类似,农田宽广,土壤肥沃,是最适宜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地方。可是当时东北的农机化水平却十分落后。所以,要实现农业机械化,必须综合考虑自然、经济、农艺、技术水平等各方面因素,必须做大量的基础调研工作,否则我们的农业机械化永远发展不起来。”重视基础调研,也由此成为冯炳元的一大风格。

  蹲点结束,以冯炳元为首的工作组编写出了《农业机械化调查报告》,提交了四大作物机械化农艺生产过程和技术要求的专题试验研究报告和综合研究报告,指出了典型地区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条件、情况、效益和存在的问题,并摸索出了一套开展机械化调研的科学方法,为当地发展机械化、选择和设计机具提供了系统基础材料和科学依据。

  成果丰硕,可冯炳元也没少吃苦头,“黑龙江农村的生活条件很差,跳蚤也闹得最欢。当时年轻胆大,二来过敏症也实在把我折腾苦了,就偷偷在被褥里放敌敌畏、666粉,可还是不管用,好在都咬牙挺过来了。那8个月的故事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哪!”老人一声叹息,其间有苦涩,更有甘甜。

  1963年,冯炳元再次接到调令,改任机器系统研究组组长。同年,按照国家科委技术发展十年规划的有关安排,“农机化区划和机具系统的研究”作为国家重点课题正式启动,负责组织实施的重担再次落在了冯炳元肩上。

  “农机化区划和机具系统”与“农机系列化”之间存在一些相同点,例如需要充分考量自然、经济、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需要开展大量的田间测定和数据分析,需要考虑系列化、通用化原则,等等。但本质上二者是不同的两个概念。通俗点说,系列就是指同类型机具工作能力不同的大小型号。而农机化区划和机具系统,是根据不同地区的生产条件和农业技术要求所确定的经济合理、互相协调而又有机联系的成套机具,以完成规定的农业生产机械化的任务。这也就意味着,冯炳元接手的是一项具有新鲜度的挑战。更何况,在此之前,我国从来没有全面系统地开展过有关农机化区划和机具系统的专题研究,也就是说没有多少现成的资料和经验可供借鉴,一切都要从零开始;而冯炳元及其团队所面临的任务,不仅仅是纯粹的理论和技术研究,还需要组织并推动全国开展该项研究,提出全国性的农机化区划和机具系统方案,其难度可想而知。

  这样一块硬骨头,应该从哪里下手?“我在苏联时学来的:由点及面。最初的这个点,应该就近选取。”冯炳元把小试点目标锁定在了北京郊区的红星公社和中阿公社。工作尚未展开,一个现实问题又横在了面前:应该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当时国内开展农机具配套研究,比较先进的是应用线性规划法。可是应用线性规划法需要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去编程。我们那两年的工作要向全国铺开,上哪找这样的设备和条件去?”于是,冯炳元就把调查研究、试验选型、技术经济分析、机具配备研究等方法结合起来,优化目标,提炼出了一种简便、科学,能够满足当时工作需要的机具配备方法——改进的分配法。

  红星公社小试牛刀,冯炳元随即开始搜寻下一个规模更大、代表性更强的试点,最后把目光定格在了山西省,“山西有山地,有丘陵,有平原,还有黄土高原,什么样的地貌都能在那找到,是绝佳的试验田。”

  1964年,冯炳元组织中国农机院20多名科研人员,前往山西开始为期两年的蹲点调查。两年间,他的足迹遍布山西的5个专区、47个县市、31个农机排灌站、69个人民公社,对全省不同类型地区的农业、自然、经济到机械化、工具改革等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统计分析,“我们把机具系统分为八个专题,分别是排灌、加工、运输、拖拉机、耕整地、播种、植保和脱粒,各个击破,再综合划分机械化区域,选定各区的近期、远期农机具型号、要求及其需求量,编写出八个专题的农机化区划与机具系统编制方法和山西省农业机械化综合区划及机具系统。山西试点不仅为全国提供了典型经验,其成果也成为当时山西最为系统全面的有关农机化的基础性科研材料,为接下来的全国推广打下了坚实基础。

  以山西为范例,农机化区划与机具系统研究工作在全国逐步铺开,除了西藏,各地均有开展,并提出了编制农机化区划与机具系统的工作大纲和方法,直接参与该项目的科研人员超过300人,其中还包括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等非农机领域的科研人员。项目也得到了各地的大力支持。为了交流经验,项目组先后在山西、青海、江苏和北京召开了四次地区性会议,“每次会议的召开,都得到了当地的高度重视,当地主要领导不止一次地亲自到宾馆看望大家,参加会议并做讲话。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忆及往昔盛况,冯炳元难抑激动之情。

  1966年底,项目圆满结题,国家科委对其成效十分满意,专门在北京举办了盛大的成果展,并以此向中央领导汇报。成果展由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范长江亲自督办。遗憾的是,就在那一年爆发,农机科研工作大面积中断,这项研究也就没了下文,“但是不管怎样,课题的作用和影响还是很大,至少我们为整个行业和后来人提供了一套经过实践考验的方法论,培养和锻炼了一支骨干队伍。以山西省为例,在做年度规划的时候,什么地方需要什么样的机器、需要多少台,都有据可依。”话里话外,冯炳元都流露出了“余虽有憾,犹感荣焉”的历史情怀。

  1955年-1956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一年,然后留学苏联。

  1960年6月,苏联乌克兰农学院农机化系研究生毕业(3年半),获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

  1960年-1965年,任职于原八机部农机研究院研究室,历任试验鉴定组组长、系列化研究组组长、机器系统研究组组长。

  1978年-1993年,历任中国农机院科技部副主任、科技处处长、副总工程师、副院长、总工程师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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